纪念2015年
不知道从人生的哪个时间起，“年”开始成为了一个量词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年一直是一个节日。天气转暖了，热和了，入秋了，飘雪了。这是一年。身上的衣服增增减减，这是一年。吃火锅吃鸭蛋吃菊花脑吃龙虾吃螃蟹吃菠菜吃羊肉吃年糕，这是一年。
我们指代某一年，都不会说我2006年的时候，都会说我六年级的时候。我二年级的时候来到南京，六年级的时候搬了新家，我初二的时候南京飘了大雪，我高二的时候失恋。父母就不是这么指代年份，03年我们来到南京，06年我们搬了新家，08年南京飘了大,。父母年末坐在餐桌上，围着一桌咸货和电磁炉飘出来的羊肉味儿，估摸着还有十年就能见着儿媳妇儿了。在他们眼里，时间是一个数字，年份是一串数字。
我们会说桌子上面有两个苹果，门前开过五辆车。“看，前面两个人在吃羊肉串儿！”我们小时候就不会这么说，我们小时候会说桌子上面有一个大苹果和一个更大的苹果，门前开过一辆红色的车和一辆黑色的车，看前面那个个子高高的哥哥和他妹妹在吃羊肉串儿。人小的时候，眼睛也小，大件东西进不去，进去的都是些细琐的事情。长大了，眼睛也大了，就看不见不同了。两个苹果长得不都一样，车子总归都是车子。对我们来说，哥哥和妹妹都只是人，两个寡淡无味的人。
15年快结束的那几天，开始有一丝忧虑——没有人约我出去跨年。我思考了几种跨年的办法，想想都太过无聊。看一部电影？啥时候不能看电影；去市中心跟大家倒数，身边五千个人和身边五个人都一样，没有眼神的交流，没有语言的交流，只有摩肩接踵的交流。圣诞节刚一过，我就开始急匆匆地在微信上问有谁跨年没有安排的吗。这个名单直到31号下午才确定下来。大伙儿堵四个小时的车程，闭着眼睛找回熟悉的家，坐在电视前面看晚会，身边却坐着血亲的人，怎么着也比跟一群一面之交的朋友玩儿好。
跨年是在海边篝火旁度过的，五个人喝干了一整瓶绝对伏特加。零点时刻，半瓶二锅头倒进火堆，灼人的火舌窜到一米多高。之后让火慢慢的吞没所有的木料，等着橙色的炎变成红色的炭火变成黑色的石头。清理了垃圾，径自离开。
我挺怕跨年的。过去，跨年是大家最喜爱的节日。长大了一岁，快一步进入成年。心里老是惦记着要记着跨年了，别老是写上一年的年份了。我记得，直到2006年的时候我还经常会写2004年，2014年的时候还会以为在2012年。现在，我胆怯了，我害怕少了一年，却又不敢走进新的一年，只想静止在今天。我开始用数字计量大学还剩下的日子。火灭了，前面的黑暗又回来了。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，每一步走的畏手畏脚，却又不得不不停的往前走。
今年外公去世了，听闻消息我真的没什么内心震撼，反倒是一种宁静。深夜坐在阳台的椅子上，一语不发的买下了从广州飞往合肥的机票。那天月光特别亮，亮到看不见星星。我看着自己的倒影想了一会儿，回到床上。心跳均匀、脉搏均匀、呼吸均匀，却睡不着。
现在想起这一件事儿，发现它对我最大的影响是，我开始担心如果父母的这一天到了，我会怎么取舍。我知道，这一天到的会很慢很慢，慢到我手上的纹路吸足了岁月的养分，变得粗壮干涸。但是，我知道这一天总会来到。
外公是82岁去世的，我父亲50岁了。82-50=32。一道小学数学题，不消一秒就可以算出来。这个答案却沉重得让人心酸。我每年过生日会往一个储蓄罐扔一枚1995年产的一元硬币。32年，也就是32枚硬币，堆起来一只手就能抓全。大学总是要学历史，嘴边随便流出的都是三位数的年份，现在突然闯入一个32年，贫乏的触目惊心。
11月份的时候，我在思索要不要报一个双学位，在中大这么好的一所学校读英语会不会太亏欠自己了些。我跟家人打了电话聊了聊，交上去了表格。27号看教务处发了通知，中标了。心里很是复杂，原本还剩1.5年的大学生活变成了2.5年。1.5年，2.5年，又是以数字计量的单位。
我今年周岁20了，虚岁22了，心理上感觉又是一个坎儿。想想上一次迈过这样一个坎儿，还在读四年级，还在学习剑桥少儿英语，还在跟一帮小屁孩儿用激光笔枪战，还在吃五毛钱一包的辣条。再想想下一次迈过这样一个坎儿，我应该有了自己的房子了吧。我应该过的是怎样的生活，我会住在哪里，我会不会还是对自己的生活怨声载道？
我今年大三了，两年后我不知道怎样计量“大五”的生活，不知道那一年的生活是不是对我高中时期顽劣个性的报复。那时我会怎么称呼我的生命：25岁的生命，大五的生命，还是大学最后一年的生命。渐渐地，身边的朋友都走了不同的道路，几年前我曾经经历过一次离别，不过这一次离别来的琐碎到难以察觉。突然间一个人就不见，可能是十年，可能是一辈子。
我坐在图书馆的11楼，倒数第1张桌子，远处雾气弥漫的大海上有2个岛，马路上的车子以均速60公里每小时走过，现在是2016年1月2日星期六下午4点26分，我独自1人，也将独自1人走下去。我有些恐慌，害怕数字化的一切，希望有一个小王子突然降临，告诉我，在数字尽头，还有一束玫瑰等着我去爱。
纪念2016年。